第一百六十三章、反（1/2）
陆凯真的问题，则迁出了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
凡人吞了黄仙的内丹难以架驭。
回到口外，支占强首先发现了自己性情大变。本来心宽气畅洒脱不羁的他却越来越以阴郁难耐，心中一股无名邪火无时无刻不呼之欲出。每日只想与人好勇斗狠，不得安宁。
再看任成山也没好到哪里去，一肚子怒气没处发泄，天天沉着个脸，不是打骂部下就是憋着下山打家劫舍。什么上山拉起势力以图为国为民的说辞都是白搭，俨然越来越像一个地道的活土匪。
支占强好歹也是当过真和尚的人，知道这样下去非成了邪魔不可。跟任成山商量，老这么憋着不是办法，到不如跟他一块回天津去。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凭他们两个胡子的臭名昭著，想隐于朝不现实。都说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热热闹闹的过上几年平头老百姓的安稳日子，于心性有益。
于是，两人散了柳子，相携一同来到天津安顿下来，一住就是十来年。直到第二次直奉大战，东北王张作霖大败吴佩孚，而后郭松龄被派往天津去部署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郭松龄虽效命张大帅，又与少帅张学良相交甚厚，但他看穿张作霖密谋攻打国民军意欲称霸中原的狼子野心，便私下联络冯玉祥共举反奉，推翻老张家，独自掌控东三省，以实现其改造东三省之目的。
时值陆老爷子的父亲陆明和时姥儿的父亲郑千里效命于郭松龄麾下，在津门之地留下墨者联络的记号，寻找散落在津门的墨家弟子助战，碰巧被任成山看到。
至于墨者为何相助郭松龄将军，原因非常简单。自古墨家主张非攻，说白了就是能不打就别打。怎奈那些手握重权且肾上腺激素分泌旺盛的北洋军阀们不是凭几个学者几句话就能讲明白道理的。
身为墨者的陆明与郑千里深知，张作霖一但发动了对冯玉祥的战争，到时华厦境内必然战火遍野民不聊生。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郭军能将张作霖败于关外，那么便能成功的将一场全国性的战乱化解成为一场局部的战争，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与陆郑二人接上头之后，同为墨匠门弟子的任成山自然意不容辞。而大和尚支占强不是墨家弟子，也不愿意参与到其中来。到是被郑千里轻轻一笑，说道：“大师既然立志打遍天下虚假之事，又为何只顾于民间之局促。君不见，远自袁世凯，再到徐世昌、曹锟，近到张作霖此些庙堂之高，哪一个又是言行如一的真人呢？大师若胸有天下疾苦，何不将这些假人假事一网打尽，还众生一个太平真世！”
支占强被郑千里几句话给活动了心眼，再加上与任成山莫逆的交情，便开口答应下来，同投郭军旗下。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战势一触即发。七日后，郭军势如破竹攻下山海关，枪口直指奉天城。张作霖也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张作相、张学良于连山一带迎战。
郭军出关后原计划攻取锦州，然后夺取奉天。不料同盟李景林突然背盟，调转枪口向盟友冯玉祥的国民军开火，并扣押郭军在天津存放的钱款和六万套冬装，使郭军的给养发生困难，并威胁郭军的后路。
为防备李景林从背后偷袭，郭松龄命令部下第五军回守山海关，同时请求冯玉祥派兵援助。但冯玉祥犹豫不决，迟迟按兵不动，至使郭军陷入苦无后方的尴尬境地，还要分兵对冯、李加以戒备。
眼看进了腊月，辽西突遭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风雪，后备补给不上的郭军可谓是步履维艰。与此同时，大凌河铁桥及沟帮子铁路给水塔被奉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
一直支持张作霖的日本人，也开始蠢蠢欲动拉拢郭松龄。他们以调停人的身份两边斡旋，无非是讨价还价要双方各自承认“帝国在满蒙的权利”，如果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与谁兵戈相见。
面对日本鬼子威胁，郭松龄义正辞严地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是中国内政！我不懂这里有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利！”
而情急之下的张作霖却口头与日方缔结了密约，以承认日本在东北有“土地商租和杂居权”等条件作为关东军出兵的筹码。
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郭松龄被迫改变策略，终于决心破釜沉舟，以主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
十二月十三日，郭军前锋抵达沟帮子，右路军马忠诚旅抵达营口对岸。
怎料想第二日，日本人突然展开行动，守备队奉白川司令官的命令对渡过辽河开往营口市区的忠诚旅进行强硬阻挠，迟滞了郭军原定十四日对奉军发起总攻的时间。
白川司令官又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十四个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禁止郭军通过。随后，又假借“护桥”、“换防”等名义，从日本国内和朝鲜紧急调入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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